主页 > 现场知识 > 《检疫证》对我们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来说

现场知识

《检疫证》对我们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来说

点击:
 
  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们生产的种蛋出门要《检疫证》,苗鸡调运要《检疫证》,淘汰老种鸡也要《检疫证》。《检疫证》是我们养殖业的通行证,没有它就寸步难行,简直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别看它只是一张小纸片,有时变得非常昂贵,上面的一个字价值千金。
92年,我们经常有苗鸡往外调运,所以总是《检疫证》不离手的。有一次,我们的苗鸡没能赶上黄昏最后一班摆渡船,只好乘第二天的头班摆渡船过江。这下子可倒霉了,我们的卡车经过葛隆检查站时,检查人员说我们的检疫时间过期了。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。最后说要罚款处理,一张口就是2000元。我们急着要赶飞机航班,身边又没带这么多现金,好说歹说最后罚了500元。其实开一张《检疫证》只要15——20元。
这种对家禽的检疫,我们都习以为常了。可是05年我遇到的一次检疫,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。
我从上海大江公司买了一些旧的网架,请了一辆卡车天天在运,突然有一天被上海的检查站拦了下来。我还以为检查人员认为车辆超载了呢。检查人员说:“证件,把证件拿出来!”我不知所措地拿出一张发票,我想大概他们怀疑我们的网架是偷来的。“《检疫证》!”检查人员十分不耐烦地说。
我根本不知道运输旧的网架也要出示《检疫证》。当被告知需要出示木材的《检疫证》时,我急忙给大江公司打电话,请他们帮助去开木材运输的《检疫证》。可是,他们打了一圈的电话,也找不到在哪里能开得到这个旧木材运输的《检疫证》。我只好去央求检查的人,告诉他们旧木材是开不到《检疫证》的,木材《检疫证》是针对新木料的。可是,怎么也讲不通,到后来干脆把我们凉在那里不管了。
虽然我们的卡车和货物不像运苗鸡那样耽搁不起,但是,这个冤案也是急死人的,总不能为这个子虚乌有的证件而无休止地等待下去吧。真是有理说不清了,虽然心里非常气愤,但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。眼看着要赶不上最后一班摆渡船了,司机灵机一动塞给那个检查的人200元钱,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不讲理的地方。
哦,原来是敲诈!然而,我们即使有再多的愤恨和不平,也不可能为了200元钱再去花时间告他。再说,我们也提供不出有效的证据,因为是驾驶员塞给他的,没有发票。
《检疫证》的用途是国家防止动植物疾病和虫害的传播,控制疫情蔓延的一个行政措施。然而到了某些人的手里,就成了生杀我们养殖业的特权,变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。
给成批流通的家禽开具《检疫证》,是兽医一个十分正常的服务项目,也是必须履行的职责。兽医都是国家养起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,不需要自己去创收。适当收取每张15——30元的劳务费,尚且说得过去。动辄几千元一张的《检疫证》,岂不成了对养殖业的一个紧箍咒?尤其是在禽流感肆虐的时期,国家下拨了大量的经费,要求农业兽医部门扶持好家禽养殖业,开展生产自救,发文免除了许多费用。可是,一些人仍然置若罔闻照收不误。那时我们一羽苗鸡的销售价只有0.3元,已经亏得很惨,兽医却要收取每羽0.1元的检疫费,还美其名曰:已经减半收费了。根本不管我们的承受能力,一点同情心也没有,在我们养禽业奄奄一息时,还要收取我们销售额的30%的检疫费。
我们提出异议。他们说:“还没有接到文件,文件一到马上退还。”可是我们这些被管理对象都接到了文件,他们作为主管部门为什么还没有接到文件?
当禽流感疫情一过,他们竟然拿出了93年的文件,断章取义地说:每羽苗鸡要收0.2元的检疫费。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,就去主管局找分管局长反映。我们提出:“禽流感时期收取我们的检疫费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退回。以后的检疫费收费标准,应该与周边地区接近。例如海门市每张《检疫证》收费20元,如果启东收50元——100元,我们还可以接受。”局长非常同情地答应了我们。
可是,当我再次去开《检疫证》时,兽医杨x却说:“要我开就要出钱。前面收到的费用,我已经上交,你们找上面去退。”我说:“那么能不能少收一点,按照这个标准,我们一年生产五、六百万羽苗鸡,光交检疫费就是近百万元,而我们公司一年的利润还达不到这个数目。”杨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行。我是按照93年文件收的。”我小心翼翼地说:“可是,93年文件要求兽医参加免疫接种的。而我们什么也没有要你们做啊。你们也从来没有来鸡场看过或做过免疫方面的任何事情。”杨很不耐烦地说:“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收费开《检疫证》,你们嫌贵可以不开。”这样的逻辑,我们非常无奈。因为苗鸡没有《检疫证》是出不了启东的。《检疫证》对我们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来说
当我们再去找局长时,局长无奈地说:“你们还是自己协商解决吧。这些文件可以这样解说,也可以那样解说。我是想支持你们的,可是,有些事确实有点吃不准”
同行陶伟说:“这样下去是在逼我们关门。要不我们请兽医吃吃饭,也许能少收一点。”我说:“向市里反映反映,也许能解决。”陆俊杰说:“这些小事,市里仍然转下来让局里解决的,反映了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。”我们非常的无奈,人在屋檐下,怎么办呢?我们照他们的理想去交费开《检疫证》。那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,不开《检疫证》,生产的苗鸡就不能销售。
为了生存,我们只好到海门去开《检疫证》,有时还到其他乡里开,那些主张大额收取检疫费的人,又想出种种办法不准我们到同情我们的兽医那里去开。其实这些人从来没有到过我们鸡场,其它兽医胆子小,都要到现场来看到了苗鸡才敢开出《检疫证》。这种规范的工作作风,就是因为收的费用低而被一些人排挤。我们想不通为什么工作的好坏标准,要以收取检疫费的多少而论。
其他了解我们养禽业艰辛的乡兽医,都不认同这种做法。可是,为什么要多数人服从少数人?我们非常困惑,93年的文件经过了几届的人大会议,为什么一字不改地能一直通行到现在呢?为什么人人都说我们是菜篮子工程,要支持我们,要为我们保驾护航。禽流感时期党中央下文件要扶持我们,而当年的文件却迟迟传不到办事人的手上,这么简单的一件事,却复杂得使我们焦头烂额,欲哭无泪。
我们非常困惑,但又不敢多问。也不敢提禽流感期间收取检疫费的事。要求退款想也不敢想。我更不敢直面现在的做法,偷偷摸摸的像地下斗争,舍近求远去海门开《检疫证》。到底是我们养鸡户错了呢?还是他们的做法错了?到底是海门执行的政策对呢?还是启东某些人执行的政策对呢?二个相邻的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落差?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弹性?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,可以对《检疫证》随心所欲、信口开河地乱收费呢?对于这张《检疫证》,我非常的困惑!它究竟是国家控制动植物疫情传播的一个措施呢?还是一些人的敛财工具?幸运的是我们偷偷摸摸地到别的地方开检疫证,局里一直是挣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
 
2017-08-19 09:24